导演艾腾伊格言别于过去探讨纳粹迫害犹太人电影传统，尝试抛出问题：「纳粹余孽如何度过余生？」由行刑官角度探究，惟如此观点随着加害者本身角色认知与身分认同逆转而随之翻盘：赛夫一开始为了生存伪装成被害者，甚而沿袭被害者传统文化（赛夫妻子的丧礼上，男人们均佩戴Kipa小圆帽，并採传统犹太宗教仪式），内化为犹太人，弄假成真，到耄耋之年罹患失智症，已无从得知赛夫内心真正的身分认同究竟为何了。
谁是战争犯行下真正加害者／被害者，疆界已模糊削弱；艾腾再次探问：「何谓真正的和解、正义及宽恕？」，赛夫探访二号库兰德，得知此人亦为集中营受害者，以「同样为受害者」的身分愧疚道歉拥抱，是否可视为赛夫对当时集中营受害者迟来的忏悔，又最后赛夫得知真相后的抉择，是否代表公路旅行是洗涤人生汙点的救赎之旅？是义愤填膺的复仇之路，还是满怀罪愆的赎罪旅途？囿于男主角失智症设定，观影者无法得知，艾腾以高明手法四两拨千斤，控诉战争对于加害者、受害者同样残酷，无一倖免。
耄耋版犹太猎人寻仇记？精準的反转与再反转
不知多少观影者与笔者相同，受介绍文字诱导，进戏院前已有「男主角赛夫是二战犹太人屠杀的生还者」之预设前提，于是故事进程被观者理解为──耄耋版犹太猎人复仇记。男主角赛夫受阿兹海默症之苦，一觉醒来便忘记所有事项，惟独与安养院友人麦斯共谋谋杀奥斯威辛集中营行刑官奥图华里胥（已化名为鲁迪库兰德）之事不可忘，特意写于手上以免遗忘。麦斯书信所定计画几近天衣无缝，从事先搜查準备、枪枝购买至旅途安排等细琐繁杂事宜，时间掌握近乎完美，于是出现了四位鲁迪库兰德候选人，分别代表德国年长一辈对于犹太集中营的观点：事不关己、毫不在乎；或是本身即为纳粹迫害受害者；抑或盲目崇拜纳粹主义、贬抑犹太人，种族优越情节甚而延续后代；当然，有人选择遗忘、背弃纳粹背景，甚至伪装成犹太人以求自保。
电影第一次反转为赛夫伪装身分，找寻第三号库兰德，其子约翰出现，告知父亲已逝，父子俩皆为纳粹主义狂热膜拜者，随着时间推近渐生破绽，约翰发觉赛夫是其深恶厌绝的犹太人种，紧急危难下赛夫出手枪杀约翰与其饲养的德国军犬，观影者见血花迸射，顿时惊觉：本片并非诙谐黑色喜剧，赛夫正式走上复仇不归路。而后赛夫寻访第四号库兰德是第二次再反转，谜底揭晓，男主角长久游移现实／幻境、真实／虚构、善／恶之际，最终以极致悲剧作结，控诉国家机器暴力造成伤痛的永恆性，邪恶是否能藉时间弭平一切伤害？结局已告诉我们答案。
记忆不可信？
对于「人类记忆的真实性」，导演採取质疑态度，探讨虚假记忆电影中，最为複杂曲折的当为《记忆拼图》，《别相信任何人》及《谎言的烙印》亦是立基虚假记忆进而延伸发展，导演在部分片段隐喻暗示赛夫的身分：赛夫第一次弹琴弹奏孟德尔颂的曲子，旋律尚能弹奏，和絃却无法搭配，七零八落；在第四号库兰德家中弹奏华格纳乐曲，却是不假思索流畅地表现。孟德尔颂作为德国浪漫乐派作曲家，死后却因其祖先具犹太血统而遭纳粹禁演其作品，推崇反犹太主义的华格纳，其乐曲深受希特勒喜爱，为纳粹德国的精神象徵之一；而赛夫「第一次」使用手枪射杀约翰与狗，毫无演练下手法异常娴熟精準，在在为真相揭发预藏伏笔。
艾腾伊格言题材向直指人性，善／恶、真相／谎言、永恆／片段、虚幻／真实辩证构成电影基调，大胆挖掘人性罗生门的闇黑幽微面，峰迴路转已是特色，如《赤裸真相》（Where the Truth Lies）、《色诱》（Chloe）。爬梳本片，赛夫手臂上的刺青编号成为关键，不得不折服于导演大胆思维。刺青编号永远地落下，永恆记录集中营受害者的伤痛，也时时提醒赛夫，那永难抹灭的邪恶印记。
美国公共广播公司（PBS）在2005年播出二战期间集中营真实记录片《安妮的集中营》，由着名恐怖片导演Alfred Hitchcock担任脚本指导与剪辑，他曾说：「如果我们未从这些画面中汲取教训，夜幕终将低垂。」或许在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已届满70年的今日，《我记得》捨弃自我、进而以介入他者之姿召唤远去的伤逝者，斑驳历史烙印的刻模，更加清晰可见。
电影资讯
《我记得》（Remeber）－Atom Egoyan，2015
